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
Fiona Wain
澳大利亚环境企业首席执行官
(Environment Business Australia)
气候变化与更为普遍的生态环境退 化，将导致我们的基本财富与资源出现“资产萎缩”的问题，除非世界各国领导人现在能立即采取正确行动，对人们的商业行为与生活方式进行调整。
生产与消费上的急功近利只会导致土壤侵蚀、沙尘暴、空气与水道污染等问题的发生，因为工商业活动带来的副作用间接造成了环境不断遭破坏的局面。
改变商业活动并不意味着降低生活水准、减少就业或缩减业务，而意味着，在我们所用的技术与推动经济发展的能源的类型问题上，我们必须变得更加明智。我们必须立即关注生产与运输体系，更好地评估供应链中所涉及的材料，同时还需将废物视为资源重新加以利用。这种采用新颖的清洁技术和材料的“管家式”运营模式不仅增加了我们的选择，同时也创造了许多提供能源、商品与服务的新机遇。
如果不采取有力而深远的变革措施，为我们供应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生态环境就可能功能失常，其中一个可预见的不良影响就是我们的健康与生活质量，以及经济价值都会遭到破坏。
出现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最重要的资产类别——环境——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重视，我们早已习惯通过买卖那些被我们贴上价格标签的资源，来换取短期的市场回报。然而，当以往肥沃丰产的土地再无法耕种、空气污染导致工人体弱多病、生产力下降时，没有人会是赢家。
例如，几十年来，我们之所以大力发展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廉价能源。这种对能源真实成本所采取的不切实际的做法，导致我们一直走在一条既不清洁又不高效的能源之路上。
气候变化令我们猛醒：不能再继续抱着这种错误的假设（即我们总会有廉价、充足可靠的能源）来建设社会和经济基础架构了。在中国，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大力开发，这个问题变得十分复杂。现在做出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决策在今后4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影响我们，资金一旦投入某种能源工厂， 一直到整个项目的生命周期完成，才会被直接使用。
诚如我相信的那样，如果下一场工业革命是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我们就需要制定新的路线图，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创造和维持财富的巨大机遇。中国有句古话是：“不思变通，即死路一条。”
明确创新
向前迈进的一个更好方法是在理论可行的情况下寻求技术创新上的巨大飞跃， 然后将这一方法落实到许多具体步骤上，从而实现技术的突飞猛进。近期缔结的《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 协议(AP6)有助于澳中两国在寻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方案上加强彼此间的联系（该协议其它成员国包括印度、日本、韩国和美国）。
当然，我们还需要一种方法，既能结合新技术，又能摒弃那些在新兴的“清洁和绿色环保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技术，这就需要该行业能够实现全面的创新。然而，各国政府也必须制定一个目标长远的“授权框架”，使我们步入正确的能源轨道。政府使用的各种工具和杠杆是推动市场变革的强大力量。税收、监管、采购和投资、教育，以及市场手段，是构建“友好市场”的基础，而类市场只有政府能够创建。
澳大利亚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表现十分出色，拥有一个年营业额超过170亿澳元的世界一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业（见侧面栏目）。
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存在。我们依靠市场来识别那些由负面外部因素造成的间接损失，市场却常常无法及时接受到有关由环境污染、环境恶化和全面退化造成的资产缩水方面的正确信息。市场可能给予短期消费者和股东丰厚的回报，但是他们在避免纳税人必须为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而支付的巨额代价方面几乎未起任何作用。
然而，市场正在开始发挥作用，一些大型投资集团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碳排信息披露工程”(CarbonDisclosure Project)正力求避免对“煤炭型企业”进行投资。在撰写本文的时候，碳排信息披露工程管理的资产已超过21万亿美元，由120家或更多家主要机构投资者所持有，他们正准备为对抗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
投资者越来越关注这样一类研究成果：对以前未被察觉的、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气候阶段性变化的揭示。尽管气候变化是地球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上升到了百万分之380(ppm)。英国首席科技顾问大卫·金爵士(Sir David King)表示，该浓度值比过去80万年中的任何阶段都要高出百万分之100(ppm)。
澳大利亚环境及可持续发展服务 在解决各气候区和地形区的环境问题上，澳大利亚是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因为她拥有世界一流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业。
澳大利亚环境产业的年产值超过170亿澳元，有3000多家公司从事相关领域的技术、基础设施、系统、咨询和专门技术。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要求的标准不断提高，澳大利亚正积极调整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提供先进的技术和服务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环境产业最出名的项目大概包括水、卫生、垃圾处理、资源利用基础能力、再生能源、更清洁地生产以及环境管理技术与服务。
例如，澳大利亚拥有众多世界标准的饮用水工厂，以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全面的试验和展示。澳大利亚目前正在建设一个大型的盐水淡化工厂，其所用的能源中将有部分是可再生能源，用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用来处理水的薄膜使水处理工艺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这些成果将降低对化学处理方法的依赖，同时提高能源利用率，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这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澳大利亚目前领导着综合水管理的发展，在该领域，集水管理、水供应、污水处理和雨水管理都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经济生产能力联系在一起。
澳大利亚在环境产业领域的其他方面也不露声色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如环境技术和服务与制造业、农业及采矿业的整合。例如，为响应世界各国对更好的环境管理和采矿点生态修复技术的需求，澳大利亚将现有的成熟处理流程与创新技术结合在一起，每年为国家多创造价值10亿澳元的知识产品出口额。
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促使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规划师、设计师、开发商和金融家团结在一起，为确保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努力。降低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实现能源效率的最大化(或者甚至在不危害环境的情况下实现能源最大化)、能源星级应用评级、交通系统、通讯、 空气质量、水回收及再循环，垃圾处理和资源再生——所有这些方面的改善都会使未来的城市变得更适宜居住。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创新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澳大利亚拥有充足的日照，是全球拥有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国之一，四面环海为其提供了海浪和潮汐能，澳大利亚很早即在生物燃料方面显示了其领先地位。澳大利亚在开采深层灼热岩石中的地热能以及能源储备和转化方面也拥有巨大潜力。这些新能源的开发方式组合，以及对传统化石燃料实现更清洁燃烧进行的研究充分预示着澳大利亚即将步入“氢经济”时代，届时由碳排放产生的生产力将大大减弱。
在气候变化和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方面，澳大利亚与中国保持紧密合作。两国均是《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协议(AP6)的成员。该组织的首次活动是2006年1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
艰巨的任务
国际上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稳定大气中的碳含量，以避免全球平均温度上升超过两摄氏度。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碳排放量方面，到2050年前必须减少60%，到本世纪末则必须减少80%。
据预测，如果经济按即定情况发展，到2030年，能源需求将上升70%。有鉴于此，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困难，那里有超过15亿人仍无法用电，或缺少清洁饮用水和卫生等基本的生存服务，而电力则有助于提供这些服务。但若不及时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许多贫困国的情况不仅得不到改善，反而将恶化。依赖单一商品出口的国家将面临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气候变化是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在中国北方地区，干旱、沙漠化和沙尘暴将对整体经济造成日益严重的损失。任务十分艰巨，需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技术和手段。节能、隔热、智能电表、更清洁的燃烧、燃料转换，以及再生能源资源等技术为中国市场带来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创新解决方案，而且所有这些解决方案都能从澳大利亚企业处购得。
风能等技术已经过反复测试；开采深层岩石中的地热等其他技术需要尽快进行模型实证研究。从逻辑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大力支持波浪、潮汐和太阳能等永久性能源的开发。但是，如果不产生各自的外部效应——例如风电场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或员工从能源生产领域的转换——永久性能源的开发就可能不会实现，但是和当前地球所面临的威胁相比，这一问题并不严重。
未来走向
和全球其他国家一样，在澳大利亚，一场辩论正在激烈地进行中：能源未来究竟属于煤炭、核能，还是可再生能源技术？我建议，应将重点放在以下两方面： 对各种能源服务分配合理的投资额； 在饱受碳污染之苦的环境中确保我们具有尽可能多的能源供应选择。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没有什么魔法可以提供成本低廉又清洁安全的能源。《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各签署国政府都呼吁开发能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技术，与此同时还必须尽快实施现有的技术解决方案。只有当市场、政府、社会和商界都在为培育渐进式的改革环境采取各项激励措施时，更大的技术突破才得以实现。研发及成果的商业化都需要时间，改善经营是关键。
澳大利亚目前正在进行大量研究工作，从而解决在收集、压缩、临时储存和运输二氧化碳等环节上产生的成本问题。这类“清洁煤炭”技术并不能保证煤炭将连续50年成为精选能源资源，但是结合了碳收集和碳储存功能的燃煤发电厂可能成为一项全球所需的、可以弥补技术鸿沟的突破性技术。填补世界空白的未来或许将证明，可以将碳捕获与储存相结合的燃煤发电厂将是世界所需的过渡技术。当然，由于这些技术需要长期的现场维护，成本自然会上升。此外，二氧化碳地下储存的安全性将成为这一技术成败的关键。有毒的二氧化碳气体一旦大规模泄漏就会对周围的生命造成毁灭性影响（二氧化碳比氧气重， 在消散前会很快取代可呼吸的空气）。
由此造成的经济风险也会很高。在全球碳交易体系中，一旦陷入二氧化碳泄漏危机的企业就必须得到资金上的帮助，或通过其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技术来缓解问题的严重性，或由大自然自行消解。因此即使是清洁煤技术也需要与其它能源技术一起发展。
在核能方面，澳大利亚占全球铀供应的40%，使我们与石油输出国组织享有同等能源供应国地位。尽管核能比目前的煤炭技术（从温室气体角度而言）更清洁，但由于牵涉到相关风险，公众在对核能的接受程度上还存在很大问题。如果目前这种碳排放情况持续下去，我们有必要在核能所造成的地区或区域性潜在威胁与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潜在影响之间做出清醒的权衡。
我认为，煤炭和核能都应被视为在可再生能源成熟前的一种过渡性技术。当可再生能源成为基本能源基础时，以长期角度来看，太阳能（光电和热能）、风能、海浪、潮汐、部分生物能源以及从深层热干岩中提取地热能均具有巨大的潜力。
有趣的是，有评论家提出，南澳大利亚州一处利用深层热干岩提取地热能工程点的能源储备量相当于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资源开发项目——西北部大陆架天然气田（North West Shelf）全部储量的四倍。利用现有开采技术在中国寻找具有合适地质构成的能源点，从而进行能源开采将为人们带来极大裨益。
若将化石燃料和核能的外部成本计入对能源的成本分析，可再生能源将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任何现实的分析还应包扩为缓解或适应气候变化可能支付的成本，而这些成本都可通过使用低碳或无碳能源和燃料资源来避免的。
尽管要实现核聚变这个远大目标还需假以时日，由可再生能源催生的“氢经济”却已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的发展逐步进入能源需求和供应的全球地理政治格局，再加上美国经济命运的变化，可再生能源极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安全、碳排放量低的能源。
因此，当我听到某些批评时便觉得很有趣。这些批评声称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业只有在占用环境资源时才能发展其竞争力。
我只需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通过保护全人类共同的公共资源来开发市场，或以剥夺为后代提供能源的能力为代价来开发市场，究竟哪种方式更好一些呢？”
去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是继《京都议定书》批准后召开的首次国际性气候会议，澳大利亚环境企业(EBA)在会上提出了重要意见——“尽管在处理气候变化上存在成本问题和相当的复杂性，但‘一个不再有任何用途的星球’却是不堪承受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