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矿业投资：全新的合作关系

众所周知，价值43亿美元的澳中矿 产贸易有着稳固且充满活力的前景， 即：世界第三大资源生产国与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中正呈现出新的机遇。

它是在一系列新的发展与规则的推动下产生的变化。

其中之一是，全球采矿界认识到：中国矿产部门拥有很大程度上尚未被利用的可观潜能。例如，《2003年矿产资源白皮书》中提到：在已知的20万矿产储量中，已被勘探和评定的仅有2万。

这种认识加上影响矿产勘探与生产的投资法规的稳步开放，使得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矿产部门的兴趣急剧增加。

根据金属经济学小组2005年的调查结果，83家公司共斥资1.3亿美元，用于在华矿产勘探。该数据的增长非常显著，尽管2003年的基数较低——当时，22家公司的总投资额仅为1900万美元，到2004年，增加到56家公司，投资额达8600万美元。但在全球勘探费用中，这仍占很小的比例。估计2005年全球用于勘探的支出为48.9亿美元。

尽管加拿大公司处于领先地位，但至少有14家澳大利亚公司在中国进行勘探，且有10家中国公司报告的勘探预算超过10万美元。中国政府部门汇编的独立资料显示，在2005年前8个月里，中国政府共发放了7455个勘探执照，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3%。其中180个执照发给了外国公司，比2004年增加了48个。

澳大利亚公司的贡献

许多澳大利亚采矿公司正为中国矿业现代化和拓展做出贡献。澳华黄金有限公司（Sinogold）就是一例，它是首家外资所有的中国金矿运营商。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锦丰金矿项目中，澳华黄金履行了它与当地社区开展合作的义务，承担了环保责任并确保了安全的生产环境。

王勇是生活在锦丰金矿附近村庄的一名本地人，他最近总结了澳华黄金给当地社会以及整个地区做出的积极贡献。

“过去，县政府和其他矿主只会占地和毁地。刚开始，我们以为澳华也和他们一样。有三四次我们堵住了大门。但现在我们已经获得了补偿，很高兴。这些外国人很友好，通情达理，也很尊重人。”

在中国进行勘探的其他澳大利亚公司包括OxianaLimited、GoldFields以及Michelago等。随着中国政府继续改革矿业法律，对中国矿业部门的投资很可能会扩展到黄金以外的范围。国际能源署预计，在未来20年的世界采煤投资中将有34.4%用于中国。

但包括澳大利亚公司在内的众多外国公司，在投资中国煤矿产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障碍。必须对许多领域进行政策与监管改革，才能改善澳大利亚在中国矿业的投资环境。

所有想推动对内矿业投资的政府都具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拥有一个可靠的竞争前地质

数据库。许多公司都对此表示关注——出于种种原因，中国地质数据的使用会受到严重限制。这些原因包括：省级国土资源部门不愿向中央数据库提交当地数据，也不愿向外国公司提供重要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或机密性的原因，当局拒绝提供数据。

此外，在部分情形下，外国公司抱怨他们不能将数据传送到国外进行审慎性审核调查。

如果无法获得这些数据，外国采矿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能力就被大大削弱了。此外，对于获得矿产勘探许可证的困难程度，澳大利亚公司也表示了担心。

现行的中外合资企业项目批准程序缓慢且无法预测。各级政府可以发放勘探与开采许可证，而各部门与不同级别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合作与协调。

而且省级的初步批准并不能确保项目被批准。在完成银行贷款可行性研究且进行重大投资后，中央政府可以强制实施不同的条件和项目条款。

另外，如果某外国勘探企业获得了勘探权并选定了一处具有商业价值的资源，应当有某种保证，确保该公司获得开采该资源的权利。

现行的法规无法保证持有勘探许可证的一方将获得开采许可证(即使他们遵守一切必须的环保及其它方面的法规)。显然，勘探过程中投资人的开采权应受到透明、适用的法规保护。

澳大利亚企业还担心，某些矿物商品比其它矿产品种“更平等”。根据矿业资源的性质，项目将被“鼓励”、批准或 禁止。还有一些投资者担心，资源的潜力越好，外国投资者就越难插手。如果在同一位置发现不同矿物，除了政策手 段强加的明显限制，法律可能会使问题大大复杂化。

我们也支持为国内和外国直接投资提供更为一致的税收优惠。虽然一些省份已对外国矿业投资采取优惠的税收待遇，但仍必须说明哪些政府部门可以批准税务条款，以及必须满足哪些前提等。而且，矿业的税收待遇与其它资源部门（如石油和天然气）并不一致。此外，由于没有对税收损失进行分类的条款，勘探失败的相关成本便无法收回。从更普遍的范围来说，我们强烈要求针对在华运营的外国投资者的法律程序必须更加透明、可靠。包括更明确的处理申诉和争端的权利。

如果现有的障碍能得到解决，那么在能源、基础金属及稀有金属等领域还会产生更多的商机。正如我们从澳华黄金的例子中看到的，澳大利亚矿业可以为中国矿业带来无数有价值的东西。

领先的采矿技术

澳大利亚采矿业擅长在偏远环境下开展工作。例如在最近30年里，采矿业分别建立了26座城镇、12个码头、25个机场以及2000多公里的铁路线。

澳大利亚采矿业在处理环境风险、开发对矿工及周边社区的安全和健康有利的优良实践操作与技术等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澳大利亚采矿业对其在改善矿工安全状况方面的表现尤为自豪。

澳大利亚采矿业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并推出特有的“社会营业执照”(social licencetooperate)，这些措施同样属于全球最佳实践。

自由贸易拉近彼此联系

不言而喻，更为紧密的联系将为两国的矿业带来巨大收获。澳大利亚矿业居全球第三，而中国矿产储量充沛，对矿产和能源的进口需求也十分强劲，并在不断增加。

中澳两国目前就自由贸易协定(FTA)启动的谈判，为解决部分这方面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理想时机。
近期达成的澳美自由贸易协定提供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如何改善投资环境的实例。根据协议，美国投资者现在可对澳大利亚包括矿业在内的大部分产业进行投资，投资金额最高可达八亿澳元（合六亿美元)，而无须经过澳大利亚外国投资评审委员会（FIRB）的审核。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它国家的投资者只要投资额超过区区5000万澳元(合3700万美元)，

就将面临FIRB的审核。

中国投资者享受至少与美国企业相同的优惠条件，这点十分合理。中澳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中国已对澳大利亚矿业投入了相当可观的资金，在近20个项目中投资金额超过三亿美元。这部分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海外矿业生产的投资国，超过52%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矿产与能源企业。

然而中国投资澳大利亚矿业这一现象却并非鲜见，1986年，中国对我们的矿业投下了第一笔资金，即收购维多利亚州Portland Aluminium Smelter 10%的股权。

1987年，恰那铁矿(Channar)成为首家澳中合资企业的开发目标。该合资企业包含HamersleyIron公司(占60%股权)，以及当时中国冶金工业部下属贸易分支机构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CMIEC)，该企业也是当时中国在澳规模最大的合资企业。

2002年中期，Hamersley与上海宝钢集团签约成立BaoHIRanges合资公司。在此后20年内，按照该项目要求，Hamersley将向宝钢交付两亿吨铁矿石。

必和必拓(BHPBilliton)也宣布与中国四大钢铁生产商达成一笔价值110亿澳元的铁矿石交易，合资成立一家名为威拉拉(Wheelarra)的合资企业，向中国供应25年的铁矿石。

2004年年末，山东兖州矿业集团成功收购了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Hunter Valley) 的Southfield煤矿。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麦卡瑟煤炭(MacarthurCoal)的股东之一。位于香港的来宝集团(Noble Group)是澳洲煤炭公司(AustralCoal)的一个股东，同时也参与投资了澳大利亚其它煤炭企业。

其他合作项目还包括，纪布逊山铁矿(Mount Gibson Iron)与亚洲钢铁控股缔结协议，前者至少向后者供应15年的富集磁铁矿砂。位于西澳州的SallyMalay镍矿与中国最大的镍生产商签订协议，承诺向后者永久出口其全部矿产。

中国也在向澳大利亚积极寻求帮助，以改进其采矿与精炼技术与工序，例如，莱芜钢铁签署的采用HIsmelt世界领先技术创立炼铁厂的 协议。

对先进技术的追求是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矿业投资激增的原因之一。

如果目前的预测得以实现，澳大利亚矿业的资本支出将在短短三年内增长240亿美元。

但是，倘若澳大利亚矿业没有开放透明的监管与税收制度、在社会、环保和安全等问题上未采取与时俱进的做法，这些投资就不可能实现。这种监管与产业模式有许多地方值得中国矿业的借鉴。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即推动中国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投资，扩大澳大利亚对中国矿业的投资。

自由贸易协定为实现该目标带来了一个重大机遇。

米切尔·胡克先生(MitchellH.Hooke)，
澳大利亚矿产理事会总裁

网站：www.minerals.org.au